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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万一分析，公司法将营业期限届满规定为解散事由，制度目的之一是防止公司经营期限过长发生情势变迁，给股东带来投资风险，着眼点仍是保护股东的利益。公司解散是否必然导致法人人格消灭，或应维持法人资格以延续既有权利义务关系，本质上系关涉公司本体、股东权益与债权人利益的三方法益衡平命题，而非单一主体利益可片面决断。司法实践中，即便公司章程载明的营业期限已届满，若公司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且治理秩序稳定，则足以印证公司本体存续价值、股东权益保障机制与债权人交易安全的三重法益格局未受到实质性损害。对于对公司前景持悲观预期的异议股东，现行法律已预设股权回购请求权等替代性救济路径，以消解其现实权益折损之虞，在行使其合法权益的同时要注意不能对商事主体自治空间进行不当干预，不能侵蚀其他股东对公司发展前景的理性判断权及债权人基于信赖利益形成的稳定预期。

　　赵万一认为，在此种复杂情况下，缔约主体的多重身份不构成义务豁免理由。尽管在不同契约中拥有不同身份，但所有契约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根据契约从属性理论，就主合同与从合同的关系而言，从合同的效力及履行依附于主合同。在多重契约场景下，若协议之间存在目的关联性，则性协议可被视为“主契约”，具体实施协议需服从整体安排。从契约的性质和功能来看，若原始协议此类长期性契约中已明确确定了合作框架，并从宏观层面规划合资项目长期发展方向、合作模式的契约，那么后续签订的具体实施协议，如合资合同和章程、商标许可合同、技术许可协议等，应视为从属契约。从属契约的履行须以不损害长期性契约的稳定性为前提。

　　赵万一指出，性协议、公司章程均属于私法范畴，是意思自治的产物，在协调公司发起人之间的利益，即对内效力上，原则上应当以性协议为准。一方面，公司章程尽管也是发起人各方意思自治的产物，但一定程度上受到工商管理登记等公法规范的制约，从这个意义而言，公司章程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完整地反映发起人各方的真实意思。另一方面，性协议仅涉及内部人，而公司章程具有公示的效力，同时涉及外部人。因此，在处理发起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不牵扯外部人利益的情形，以性协议为标准，最能反映发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符合公司法等私法的立法旨趣。故而，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合资企业的相关具体协议，都须以性协议为基础，确保所有相关方的行为都在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框架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