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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全国发动“”，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的指挥机构。此后，“”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运动迅猛发展。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但是，这种不满和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月初，党中央转发关于军队院校进行“”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的标语和攻击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碰头会上，、、坚决反对、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义愤填膺，奋起抨击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李富春、、、等老，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的抗争，被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是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九大结束后，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集团的权势。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他顶着集团大批所谓“崇洋”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周恩来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提议召开了“”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要求纠正“”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在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联系着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对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层提出、、姚文元、王洪文结成“”的问题。这年下半年，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委员的，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发动突然袭击，遭到坚决。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作诬陷周恩来、的汇报。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又多次批评“”，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任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对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在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主持的全面整顿，是“”中党的正确领导与“”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支持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的必要，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在肯定“”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的猖狂反对，也为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运动感到困惑，对“”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的“大批判”。“”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未参加)，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支持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逝世前后，“”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等人。“”篡党夺权的活动，使、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在“”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期间对“左”倾错误的和抗争，对、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了“”的错误，同、等人进行斗争，员等惨遭杀害。

　　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抗争和斗争，“”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科学技术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郭永怀、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的成果，恰恰相反，是“”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在晚年对许多问题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在全局上坚持“”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等人，也领导了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对后来党顺利地粉碎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别是七十年代初，他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战略调整，使我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陆续同一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建交，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在“”中，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这些都是同的作用分不开的。

　　就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