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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革命和把握历史主动均是基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理论创造。回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可以发现，自我革命和把握历史主动的理论建构均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现实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后积极参与革命斗争，但是他们根据德国的现实情况所提出的革命联合方案，却在实践中遭受极大挫折。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困局中深刻认识到，社会革命不仅仅是一种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关的结构性存在，它还涵括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因而需要无产阶级自觉地在思想和行动上不断改造自我，进而实现改造社会。把握历史主动，同样诞生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中。在评价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时，马克思曾指出：“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历史主动”一词，意在肯定巴黎公社成员在革命中自觉的主动意识。列宁说：“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正因如此，注重把握历史主动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实践中保持思想自觉的重要要求。由此可见，自我革命和把握历史主动，均出场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的实践，体现出二者思想渊源的契合性。

　　自我革命和把握历史主动均体现出对错误思想的鲜明批判。以批判和自我批判为内涵的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和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动力，成为二者契合互动的关键所在。一方面，人自我革命的概念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自我批判思想。恩格斯曾指出：“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自我批评的内在特质，因而才能在革命运动中不断反思自我。另一方面，对于把握历史主动，马克思、恩格斯曾针对欧洲思想界流行的唯心史观把人类的历史理解为“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进而将人类历史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历史，进行严肃批评，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还借用“历史主动性”一词，深刻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忽视，指出：“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如前面所指出的，列宁也是在批判普列汉诺夫的错误观点中，高度赞赏马克思注重历史主动性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我革命和把握历史主动的认识来看，二者都是在对唯心史观和一些错误认识的批判中，得到不断提升的。

　　自我革命和把握历史主动均指向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体能动性。自我革命和把握历史主动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强调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就此而言，无产阶级政党承载着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的政治追求和历史重任。正是基于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知，无产阶级政党内在的自觉意识才得以不断被唤醒，从而能够不断激励广大党员发挥自觉能动性，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主动把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此外，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自我革命归属于主体认知的范畴，其核心在于解决主观世界的革新和提升问题；而把握历史主动则从属于客观世界发展的范畴，其关键在于解决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推动问题。因此，将自我革命与把握历史主动相结合，实质上就是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在此意义上，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他还强调：“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因此，党作为认识主体，自然具有相应的认识功能，因而自觉能动性就构成了党推进自我革命和把握历史主动的实践前提，体现出二者在实践原则方面的契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