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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康有为将古文经学尤其是《左传》斥责为伪经，认为它们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康有为这么做，目的是否定传统流传的儒家经典的权威，将当前的中国文化说成并非儒学真正的东西。这样一来，否定当前文化并对中国制度进行改革，不但不是反对儒学，反而有利于它的重新发现。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康有为之所以将孔子说成是改革者，目的是用当时人普遍信奉的儒学信仰为制度改革寻找依据，并达到这样的目的，即所有给人以印象深刻的西方价值都曾经“是中国的东西”。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孔子描述成儒家乌托邦的进化预言家，认为中国跟西方一样，都走在通向未来大同世界的进化道路上。所以，在康有为这位提倡引进西方制度甚至文化的人眼里，儒家血统与西方精神是一致的，现在的任务是恢复这一血统，并借此与西方一起进化到未来的乌托邦，即儒家今文经《公羊传》所构想的“太平世”：“在太平世里，实现了自由、平等，没有人与人的不同和同与同的区分。

　　在上述背景下，到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从接受西方器物、制度到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行动，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又先后或大致同时出现了两种略有区别的思潮：一种认为接受西方文化是“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的过程；另一种则认为接受西方文化是“服从真理”而必须的过程。“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思潮的产生，源自中国思想家面对以下两种无法调和的冲突：作为中国人，“他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能满足这两项要求的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将西方和中国所能提供的精华结合起来”。鲁迅先生提出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就是这种思潮的最好表达。显然，此处的“精华”一词，在文化上是一个中性术语，它在社会心理上有助于中国人大力吸收西方的文化，同时也不否认传统中可能有值得保留的好东西，“符合现代人各自的标准的价值”。由此可见，判断是否精华以及什么才是吸取精华的恰当方式，其标准是唯一的，那就是现代的价值或者说是真理。

　　第一个原因来自太平天国以来的社会反抗运动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掀起的反抗运动，其思想资源基本来自佛教（如白莲教徒多次发动起义）或道教（如太平教义指导下的黄巾军起义），它们期望推翻目前的政治经济统治集团，建立更加公道的社会。但这样的思想资源，本身指导性极为有限，到20世纪初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影响。本来富有潜力的基督教，在中国也没有得到大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象征符号，基督教并不具有激进的物质进步的许诺。儒教由于跟统治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坚决否认社会抗议的必要。在当时正处于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中的中国，社会底层迫切要求有这么一种思想：它既能用作指导思想，以反抗应为危机负责的统治集团，又能带来基督教所无法提供的物质进步，以克服深重的危机。于是，众多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相信就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它既能为反抗统治集团提供指导，也能带来物质的进步以克服时代的危机。